我从看台上站起来，和小说家握了手，走下了看台。那群乌鸦落在烟囱上面，站在烟囱的沿上，把那沿都站满了。它们怎么知道烟囱不冒烟了呢？它们在看着谁呢？

我向着自己的方向一直走过去，不管烟囱上的乌鸦是不是在看我。

这是双雪涛在小说版《刺杀小说家》中写下的话。

在原著中，刺客（即“我”）是用异常平静的方式，与小说家分的手。他不像电影版中的关宁（雷佳音饰），有掷物必中的“超能力”，而小说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，也远没有电影中那么夸张。

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篇3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是《干将与莫邪》的仿写，体现了后现代人的迷惘与困惑。从文本看，原著带有鲜明的后现代风格，几乎无法用影视语言呈现。

这就是为什么，电影版《刺杀小说家》会让人感到如此惊艳、如此震惊。不论它与原著的主题偏离有多远，仍可称是中国奇幻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

这个复仇的故事，中国人讲了两千多年

《干将与莫邪》的故事最早出自汉朝刘向的《列士传》和《孝子传》，后经晋人干宝改写，收入《搜神记》。此后该故事传承不衰，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改写本，应是鲁迅先生的《铸剑》。

故事传承的背后，隐藏着民族精神的变迁史。

在刘向眼中，这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，而孝是世间基本大法，只有通过行孝，个体才拥有了生存的合法性。刘向对复仇者赤的刻画极简，因其性格如何，对结局无直接影响。

在干宝笔下，复仇者赤的形象突然变得生动起来，特别是加入刺客“已然诺”的慷慨，以及赤的身后哀荣，体现出晋人对个人意志、自我成长的关注。

到鲁迅时，赤（改名为眉间尺）更接近现代人，拥有独立人格，他的性格、勇气、自我牺牲等，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，鲁迅试图呈现出被长期遮蔽的民族精神——血性、尚勇、豪迈、信任……以为时代寻找解药。

可这一切，到双雪涛手中，突然成了陌生之物。

双雪涛写过很多艳粉街故事，那是衰落的老工业区化身。随着城市拆迁改造的步伐，童年、熟悉的环境、父辈的传说等纷纷消散，短短20年，伴随个体成长，世界突然变成他者。曾经因熟悉而笃信的一切，已经烟消云散，让人怀疑：它们真的存在过吗？我真的存在过吗？

作为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子民，我们连邻居是谁都不太清楚，那么，我们又如何相信《干将与莫邪》是真实的呢？当它日渐消退为一个网络故事，且远不如其他网络故事那么刺激与传奇时，我们又如何从中获得养分？

故事的生命来自讲述，讲述的空间消失了，故事的生命也将终结。如果历史与个体成长无关，它就不再被承认为历史。

“报杀父之仇”为何变成父爱神话

于是，在小说版《刺杀小说家》中，双雪涛采取了一个非常村上春树的进入方式——为了凑钱去北极，看北极熊，作为昔日的银行职员的“我”去应聘特殊情况处理师（其实就是杀手），在被接待的律师尊为“前台金融家”（就是银行柜员）后，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务。

双雪涛用那么长的篇幅去写那个无聊的应聘过程，是在反讽现代人故作理性的无聊，他用这种方式，将读者带入极具真实感的荒诞氛围中。毕竟，大多数现代人都经历过这种无聊的过程——上学时，老师说好好学习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；工作后，部门领导说努力就能多赚钱，成为成功者；终于负责一个部门了，老板说只要业绩好，可以给股份……从结果看，大多数人度过的依然是普通人生，但人人都觉得自己算“中等偏上”。

在小说中，“杀小说家”与“复仇”是两个平行故事，都不以真实取胜。双雪涛的真实目的，是在用小说来探索一种可能：重建《干将与莫邪》与当代人的关联。

作为被分笼饲养的新人类，我们是否还有被《干将与莫邪》打动的可能？我们是否还能从自己的文化根脉中，获得滋养？

于是，“报杀父之仇”的母题被淡化了，双雪涛将它改写成父爱神话。红衣人消灭赤发鬼，是为寻找失去的女儿小橘子，至于久藏（相当于《铸剑》中的眉间尺）的心中，其实对赤发鬼并无太多仇恨，只因发着恶臭的、濒死的母亲的嘱托，使他不得不去复仇。这个“红衣人”并不陌生，在鲁迅的《铸剑》中是以“黑衣人”的身份出场，隐喻着时代精神。

这是一部很难影视化的小说

早就听说《刺杀小说家》将影视化，却一直不太相信这是事实。毕竟，这种对世界运转底层逻辑的深入思考，该如何用影视语言来表达呢？

首先，影视语言需要故事，而故事本身就有反真实的一面。绝大多数人生不是故事，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发生、发展、高潮和结尾，生活由细节构成，很少是情节。人类试图“概括”与“拔高”生活，很可能是一种狂妄——用一套虚假的、无法实证的逻辑，将集体幻觉合法化。可问题是，影视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产物，不用故事这种歪曲生活的常用手段，它又能怎样去娱乐观众呢？

其次，奇幻的场景不易给观众以真实感。在原著中，有较多奇幻描写，但小说的画面感是为主题服务的，与影视的画面感有巨大隔阂，《爵迹》《九层妖塔》等奇幻电影的特效也很精心，却给观众留下“为奇幻而奇幻”之感。毕竟奇幻与现实之间有隔阂，只靠画面，说服力不足，影响了观众代入感。

其三，原著的目的不是讲故事，而是用故事来表达作者对后现代的认识，其内核非文字难以传达，而图像可传达的故事部分，在原著中不仅不完整，且缺乏逻辑性。在小说中，双雪涛采取了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式写法，并不是依照“情节”的需要来结构，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，人物行为、事件流向如此不确定，这种非典型、多元叙述恰好违反了戏剧所强调的统一性。

种种原因，已构成影视创作的难题。

电影精彩，但原著更养精神

从结果看，电影版的处理堪称可圈可点。

首先，简化了主题。忽略了原著中后现代批判的内核，将主题篡改为赞美父爱，以此把“虚”（魔界的争斗）和“实”（刺杀小说家）结合了起来，并为“刺杀小说家”建立了一个新的叙事逻辑——小说家路空文（董子健饰）是老板李沐（于和伟饰）当年合作伙伴的儿子，杀掉他可以斩草除根。

其次，增加了故事量，故事逻辑也变得更完整。在电影版中，强化了小说与现实的关联，即小说走向可能决定老板李沐的生死，这既增加了神秘感，又在“虚”和“实”之间形成中间地带，将原本分裂的故事线绑定在一起。

电影人物设置与小说略有不同，比如在小说中，小橘子只是同名，“我”和红衣人无关，在电影中，结合成一个人，由此创出关宁替路空文写完小说的情节设计。这种设计是否高明可另议，但随着故事量的丰富，整部影片的节奏确实明显加快。

其三，在视觉呈现上，突破了原著框架。在原著中，赤发鬼、红衣人更具符号意义，不够具象。没读过鲁迅先生的《铸剑》，就很难明白“红衣人”与“黑衣人”的互文，但电影观众更倾向于视觉记忆，而非深层文化记忆。

电影版创造出赤发鬼攻城、赤发鬼与红衣人决斗、屠城、主角被追杀等场面，这些设置可能会引起争议，但这些熟悉的细节消除了“为奇幻而奇幻”之感，还为强化视觉刺激提供了更多空间。

其四，融入时代议题。比如对高科技的批判、控诉信息时代中个体隐私被掌控、反思现代人格等，虽不深入，但议题多元化契合读者的真实感受。

奇幻电影难就难在“真实”，在不同背景下，人性的基本设定、情节的基本逻辑都会发生扭曲，何况《刺杀小说家》中还包含了古代内容。把不同时代的故事糅合在一起，不让观众觉得突兀，验证着创作者的功力。对于探索中的中国奇幻电影，《刺杀小说家》作为阶段性的成功案例，颇有借鉴价值。

在电影版《刺杀小说家》中，有一个细节处理比小说更精彩，即结尾时红衣人手持加特林机枪追杀赤发鬼，这个颇具漫威风格的场面是典型的后现代手法，既戏谑，又过瘾，而且深层合理。

当然，电影版《刺杀小说家》在思想深度、艺术震撼力等方面，与小说不可同日而语，当许多观众还用庸俗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它，把片中人物生搬硬套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写照时，实在忍不住要说：还是读点好小说，更能滋养精神。（蔡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