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就会发现一个悖论：举报拍黄瓜的人，真在意黄瓜的食品安全吗？反复投诉小店的人，真在为消费者维权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：只为要钱。

       这帮人专挑小微商户下手，逻辑再直白不过：小商家经不起监管核查、差评处罚的折腾，大多会选择花钱消灾；大企业一般有专门的法务公关，耗得起，“套现”成本高。但更深的危害，是他们把公权当成了套利杠杆：打假人一投诉，监管部门就必须介入，商家哪怕最终自证清白，也要付出极高的时间精力成本。本该守护市场秩序的监管力量，无形中沦为职业索赔人的“免费保镖”，公共行政资源被利用，维权的制度善意彻底变味。

       好好的打假，为何会走到这一步？根源不是个别人的利欲熏心，而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与现实执行出现了错位。

       法律设置惩罚性赔偿制度，本意是震慑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商家，惩戒严重危害消费安全的违法行为。现实中却大量被套用在程序形式瑕疵上。没设冷菜专间卖拍黄瓜，和实质性食品安全风险有必然关联吗？2023年发布的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》简化了拍黄瓜的许可要求。原本为普通消费者开通的行政调解便捷通道，反倒成了恶意索赔的捷径。

       更严重的是，本应用于打击重大安全隐患的监管力量，被大量消耗在这类无实质危害的投诉上，真正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性案件，反倒可能因监管缺位被放过。

       没有人否定职业打假对净化市场的正向作用，但更要警惕其异化为逐利套利的灰色生意。既不能一刀切严打“打假人”，避免误伤正当维权的消费者；也不能放任规则漏洞，让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善意消耗殆尽。

       第一，从源头建立异常行为识别机制。监管部门可搭建投诉异常行为预警系统，对投诉对象跨区域、问题模板化、诉求高度单一的非正常投诉，启动专项核查。像一年举报上千家饭店、理由全是“拍黄瓜违规”、诉求清一色赔偿的行为，本身就是套利特征的直接体现，精准筛除严打这类无效投诉，才能让监管力量用在刀刃上。

       第二，严格区分形式合规瑕疵与实质性安全危害。对无实质危害、仅程序不合规的轻微违规行为，责令整改，不触发惩罚性赔偿，从源头上压缩恶意套利的空间。

       第三，将惩罚性赔偿从行政调解中彻底剥离。监管部门只管查处违规、该罚的依法处罚；至于十倍赔偿等民事索赔诉求，全部回归司法渠道，由法院审理判决。立案、举证、开庭的完整司法流程，以制度门槛提高套利的成本，广撒网式的碰瓷打假自然无利可图。

       这套调整绝不会堵上普通消费者的维权通道。对真正买到问题产品、遭受实际损害的消费者，行政调解依然畅通，退换货、基础损失赔付全程兜底；仅将高额惩罚性赔偿诉求回归司法，既守住了普通消费者的维权底气，也精准筛除了恶意套利行为。

       堵住制度的蚁穴，谨防其沦为少数人的套利工具。唯有让法律对准黑心商家、监管护好小微商户、善意惠及普通消费者，法律才能成为守护市场公平的盾牌，而非投机者的牟利筹码。

       □高家千